谁出卖了犹太人：欧洲人屠杀犹太人的由来

来源：乐鱼官网    发布时间：2024-04-28 08:57:11

  在《基督经》里，其用文字详细记载了犹太教士们如何出卖耶稣，并教唆罗马人处死他的全过程。尽管这只是一则被后人杜撰的故事，并不符合真实历史。因为在那个时代，每年都有上百个像耶稣一样自诩为弥赛亚（希伯来语“救世主”）的人被耶路撒冷执政官处死，罪名基本都是传播、制造社会骚乱。公元392年，罗马皇帝一反常态的取缔基督教措施，而将其钦定为国教。并依照基督教教义开始在整个帝国境内四处捣毁其他宗教，迫害非基督徒，强迫所有人改信。准确说这时的基督教叫天主教，以与后来的众多新教做区别。

  随着基督教降临欧洲大地，人们都成为其笃诚信徒。于是，出于宗教原因而生的欧洲反犹主义思想，就此埋下社会根基。成为一股持续千年地强大社会仇恨意识。

  犹太人不得不从事被欧洲基督徒唾弃的行业，最著名的就是“高利贷”。因为基督教禁止信徒们放贷，所以这种“肮脏”的活也就落到了犹太人手里。

  在这肮脏行业里，就诞生了传奇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个专门向欧洲各王室放贷的财阀。

  当然，绝大多数是游走在城市街巷里的中小高利贷者。甚至在贫穷的波兰与俄罗斯农村，都能看见同属于社会底层的农村犹太高利贷者。

  高利贷及其他令基督徒们不齿的商业活动，使得犹太人的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当地居民。

  犹太人本身就不明不白地因宗教原因而被欧洲人仇视，其所从事的行业因肮脏色彩与仇富意识而更加剧了身边人对自己的敌视情绪。

  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这部名剧里，就活生生再现了那个时代欧洲人眼里的犹太人的偏见形象：贪婪、富裕、血腥、自以为聪明却极其愚蠢、报复心极重……

  尽管犹太人已与欧洲人一同生活了上千年，但至少到1800年前，欧洲的科学家、文学家及艺术家里，都没有犹太人名字。

  所以，整个犹太族群呈现出的是未开化的野蛮人状态，这与我们国内无知者鼓吹的自古以来犹太人就睿智的形象截然相反。

  统治欧洲的是一个封闭的贵族群体。其内部通婚，时常改换封地与臣民，将自己作为一个特权群体而凌驾于欧洲各族群之上。其最具代表性的是哈布斯堡家族，几乎与欧洲各王室大公都有姻亲关系。

  源自18世纪末，一股名叫“民族主义”的新思想如病毒一样开始在整个欧洲大地扩散。

  原来的欧洲土著们纷纷觉醒，要求通过你自己族群的传统地理生活范围新建“单一民族”国家。

  曾经不将自己视为该国一份子的各欧洲王室，也不得不在新冲突里为维护自己在属国的王权而选择“站队”在臣民一边。于是，各国王室反而成了这股“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庇护人之一。在这股日益高涨的风潮里，奥地利王国都不得不改名为奥地利与匈牙利政合王国（奥匈帝国），以缓和境内匈牙利人要求独立的呼声。

  在欧洲大陆这股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里，犹太人突然成了一个尴尬的角色：因为它不属于任何欧洲本土族群，所以它没有权力要求一块国土宣布独立。并且，因为它的异族特质，反而成为欧洲诸民族国家所共同排斥的对象。

  在民族主义思想诞生前，犹太人作为一个统一群体散布在整个欧洲大地。他们只忠于自己民族，并不对所在国表现任何归属感。各国也都不将其视为自己一份子，而任犹太人自由迁徙在诸国之间。

  被同化，就是被所在国族群同化。因为欧洲大陆国家的众多，于是整个群体也就被同化成各种模样。

  犹太人开始脱下自己衣服，而穿上法国人、德国人、俄罗斯人等欧洲人的衣服；与人交流时也完全法语、德语、俄语等洋文，不屑再传承自己民族语言；吃饭也改成欧洲西餐；表达自己思想时也完全模仿并引用欧洲文人语录；有些人名字也改成欧洲人姓名；年轻一代对自己父辈固守的族群文化嗤之以“土”。到1806年后的德国地区，甚至大部分犹太人都放弃犹太教，而改信曾诅咒自己民族的基督教。总之，犹太人尽可能使自己表现的是一个完全的“西方人”。

  它给这个民族带来的灾难：一个曾经完整的、文化独立的犹太大族群，就此被肢解。

  作为国家民族同化政策的对象，犹太父母们也开始将孩子们送往当地学校，第一次接受“开化”教育。

  当然，最重要的是让其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被同化的国民，而不再像他们一样世代遭受种族歧视，苟活在社会夹缝里。

  作为最早的“西化”受益人，孩子们普遍接受了传统欧洲人对犹太人的各种偏见思想。个别人竟然也加入到攻击与污蔑自己族群的队伍里。

  他们与欧洲人一起指责自己的族群：守旧、腐败、堕落、封闭、自大、愚昧、冷漠，不惜用任何羞辱性的词汇。他们攻击自己族群的文化，认为犹太民族的落后都是自己文化所导致，所以应该被唾弃，而应由他们这些“西化者”带领进行全盘西化改革。

  以著名作曲家门德尔松为代表的“西化者”，甚至希望将他们这些“开化者”从犹太民族里脱离出来，否定自己的犹太身份，而形成一个新人群。

  前英国犹太裔首相狄斯累利，在为不断向上攫取政治权力时，甚至不惜杜撰一大批犹太阴谋论作品，以博取英国人眼球与喜悦。他以犹太人身份到处作证：他亲眼目睹了犹太人存在阴谋的秘密会社；这些秘密会社打赢了与欧洲人的每一场战斗；犹太人秘密会社与各国政府都有联系，左右一切；全世界实际上就是犹太人世界……

  作为原欧洲犹太人心中王者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面对这个新时代里不断被分裂的族群，首先担忧的却是自己的“特权”：即自己家族逐渐丧失在欧洲犹太人心中的领袖地位。为此，罗斯柴尔德家族所采取的对应措施竟然是令人不耻的：资助反犹组织。以期让犹太人感受到更大的社会威胁，而重新投靠自己这边。

  狄斯雷利的作品成为后来欧洲各种反犹组织指控犹太人的“铁证”及新杜撰犹太人阴谋的素材源泉，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则成为这些阴谋论里控制欧洲及世界的犹太人标志。

  欧洲人对犹太人形象的丑化加剧，进而促使反犹思想恶化为暴力反犹，和这些犹太名人的所作所为不无关系。

  犹太人面对社会上日益泛滥的反犹意识，明知大量指控都是子虚乌有，人们却几乎都选择了沉默以对。

  这种沉默，反而让欧洲人更相信了各种有关犹太人的社会谣言：秘密会社、控制世界、颠覆欧洲、懦弱性格、行为丑陋……

  这是一个纨绔子弟，但并不影响其凭借军事才能而晋级到高级军衔。其代表犹太人在一大国里取到了从未达到的政治高度地位。

  随即，他被反犹主义的上级与同事们罗织罪名，指控为德国间谍。法官们一致认定指控，而将其判刑。

  再后来，报纸披露出：家属们选择私下向法官及高级政客们“行贿”，以求能赦免德雷富斯。

  德雷富斯家属的行贿事件，反而做实了人们长期对犹太人猜想的见不得光的“”流言。

  人们不仅向政府施压，禁止重审案件；还四处袭击犹太人，叫嚣“用犹太人的血，浇灌法国的自由之树！”

  面对这愈演愈烈的乱象，犹太人又指望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影响法国政府，以平息事态。

  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是：德雷富斯事件又意外上升为国际事件。一些国家首脑明确说若不公平重审德雷富斯案件，那么他们将1900年的法国世界博览会。为保世博会，法国政府将德雷富斯特赦……

  随着民族主义思想在东欧各民族间的扩散，当地人迫害犹太人的事件慢慢的变多。诸大国之间的混战与领土来回划分，又不断制造新的族群分割问题。

  本身就处于不利地位的犹太人，在这两种新形势叠加的社会困境里，大量向西逃亡，涌入法国、德国等。

  通过德雷福斯事件与歧视东欧难民同胞，人们已经看清了长达一个世纪“西化”的犹太人，并没有丝毫改变其民族的懦弱与麻木，以及对同胞的冷漠。

  民族性格的形成机制很复杂。但大体上都与政治制度有极大关系。即民主社会，人们自发会养成勇敢、正义的性格；而专制社会，人们会被压迫的懦弱、麻木。一些被称为“战斗民族”的，在专制下实际本性懦弱。在这一百年里，不断刷新世界军队投降总人数纪录的俄罗斯人，即是如此。

  专制与堕落是因果关系，专制又凌驾在一切文化之上。那种认为文化决定专制及国民精神的谎言，祸害了一代代人。

  所以，即便“西化”了的犹太人，在那个欧洲专制为主的时代，也无力改变自身族群性格。

  犹太人自以为聪明的封闭生活、暗箱文化与行贿生意，曾有效捆绑了欧洲权贵来庇护与发财。现在，这旧模式反而成了渐进的民主时代里被人民猛烈抨击的焦点。面对汹涌的法国反犹浪潮，犹太富人都惧怕这火烧到自己身上，揭开自己那些肮脏秘密，而唯恐避之不及。

  尽管自己及后代已经深度“西化”，生活小习惯、乃至宗教信仰都与当地人无异，但也依旧提心吊胆于被所在国人民视为“外来人”----这一极度敏感的身份认同问题。

  虽然我们是清楚：当暴力对象是外部者时，就是“民族主义”；当暴力对象是内部者时，就成了“种族主义”。

  因为它们总归都是由自己所在的族群作为主体，来对其他族群实行“暴力”行为，所以民族主义本身就极易转变为种族主义。

  所以，在以“爱国”的名义下，蛊惑人们去加害他人，即便明知是种族主义，反而却令施暴者自觉是在肩负起本民族重任、拯救国家的义举。

  正是在这思想蛊惑下，1903年沙俄的国安警察奥克瑞纳出版了一本反犹名著《锡安长老议定书》。该书“揭秘”了一个正试图颠覆世界各国政府的秘密犹太人组织。其肆处挑拨阶级仇恨、发起战争，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最终要建立起一个犹太人独裁大帝国。沙俄“爱国者”奥克瑞纳的目的是将沙俄帝国境内的民族独立运动及运动的社会动荡根源，统统嫁祸到本国犹太人身上。犹太人马克思成为被指控的头号祸首。为保沙俄，奥克瑞纳不在乎灭绝一个民族。《锡安长老议定书》，后来又成为自称最爱国的德国纳粹分子们公开宣传要坚定消灭犹太人的“著名”理由之一。

  进入20世纪的欧洲犹太人，虽然仍可以感觉到社会广泛的种族歧视意识，但自认为已经彻底“西化”，也同样“爱国”，应该得到了所在国主体民族的包容，所以根本没办法预料到接下来的民族灾难。

  犹太人的“爱国”情怀，使他们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各自履行国民义务而参军，奔赴前线。

  当法兰西人、德意志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俄罗斯人、英格兰人、土耳其人等等都以自己民族为主体来杀戮对方民族时，唯有犹太人不得不选择了对自己处于敌对国阵营同胞们的无区别的杀戮。

  德意志的犹太青年们忠实的履行了这项国家兵役义务，但在纳粹时期被官方喉舌直接抹除了历史。

  欧洲民族主义的热浪继续高涨，但旧问题的存在，使得其只会把犹太人的境况推向更大的危险中。如在东欧与南欧那些新兴民族国家里，人们一边欢呼胜利，一边又转向对境内犹太人的迫害。

  在战败国的德国，人们在失落里又经历国家经济崩溃。人民很容易的将矛盾聚焦到犹太人身上，作为发泄对象。

  在这种社会意识里，纳粹的意外上台，只是迅速把这种社会意识转变成了实际行动而已。

  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在纳粹执政时，对犹太人的监控、人身限制、举报、抓捕、杀戮等，这一连串迫害行为，不是仅出自极少数杀人狂魔的纳粹分子，而是近乎欧洲大陆全民都参与的暴行。

  二战时，荷兰与希腊的犹太人死亡率超过60%，远高于同样沦陷的法国20%。假如没有社会群众广泛性的参与举报，是很难解释为何会出现这么悬殊的数据差异。

  在二战刚结束的波兰，人们为庆祝战争胜利，又处死了从纳粹集中营幸存的犹太人。

  至于一向自诩“民族平等”的苏联，在1949年又公开发起了对境内犹太人的大迫害运动

  将泛滥的社会种族仇恨意识，能公开“合法性”的成为一项国家迫害政策，进而演变成民族大迫害事实，也只能在极权国家里发生。

  失去反对声音的极权政府，极容易因为独裁者的个人意志，而将全民要挟成为这场国家集体犯罪的成员。

  极权体制的纳粹德国的意外出现，使得原仅作为希特勒个人要灭绝犹太民族的想法，现在却成了真正能胁迫德国全民参与犯罪的事实。

  古代欧洲没能将其变成事实，还在于如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犹太财阀控制着各国王室的金融命脉。各国王室之间的借钱、放贷，不能离开犹太人作为中间撮合商或直接资金方放贷这关键角色。因为犹太人对王室们还大有价值，所以才能在基督教歧视的社会环境里，欧洲王室们却选择庇护犹太人并使其有生存空间。

  但随着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崛起，犹太金融家的社会地位被显著削弱。根本原因是非犹太系金融资本家的崛起。最著名的莫过于摩根家族，这个给世界各大国政府放贷，被称为“世界债主”的超级财阀。

  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向各国政府放贷。但其主要借钱给了奥匈帝国，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解体的大帝国。自此被重创，从世界金融榜上消失。

  所以到希特勒上台时的欧洲，犹太金融家对欧洲各国政府的影响力已远不如以前。正因此，希特勒干脆直接将犹太人排除在德国金融系统里，并延伸到各行各业。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与军国日本，这三个政府主要交往的国际财阀对象之一是摩根财团。摩根财团只选择作自己银行生意，所以并不对各国政府的政治立场表态。1909年摩根承销了清政府的湖广铁路债券；摩根执行官也曾与孙中山接触过，谈过中华民国借款可能，但最终没达成协议。

  失去最后价值的德国犹太人，又恰逢遇到纳粹这极权体制，所以注定成了一块要被清理的对象。

  但也有少数政客，仅利用制度缺陷与人性弱点，便轻易就获得了决定人的生死的大权，从而建立起个人独裁。

  没有任何背景的罗伯斯庇尔，仅仅在国会公开指控某某议员是“叛国者”，然后全体议员就沉默了。随即大家现场投票表决通过指控，并将被指控者送上了断头台。罗伯斯庇尔用这手法，不断将不喜欢的人送上断头台，议员们人人自危，而唯命是从。于是他一个人就此控制了整个法国，成为一个极权统治者。在实际控制政府两年后的1794年6月4日，罗伯斯庇尔才被正式推举为国会主席，这国家名义上的最高权力者。然而仅一个多月后的7月27日，国会里就有人如法炮制，勇敢站起来指控罗伯斯庇尔自己就是“叛国者”。于是，一切照旧：他被国会逮捕，送上断头台。

  当上德国总理的希特勒与德国军方的关系也十分紧张。而德国军方忠诚于国家与民选总统兴登堡。起初，希特勒表现出与军方合作态度，并严肃惩罚了那些攻击德国军方的纳粹党份子。但在位的兴登堡总统的突然去世，将总理希特勒意外推上了国家最高首脑的位子。于是，希特勒利用德国国家制度缺陷，而开始大肆改造军队。让忠于自己的党卫军骨干去攫取军队人事大权，让纳粹思想成为军队指导思想。本政治立场中立的国军就此成为一支带有特定意识形态立场的党军。希特勒成功将国家军队改造成忠于自己与纳粹党的机器，将公器变成私器。控制了军队，才正式建立起自己的极权统治。将灭绝犹太民族的想法，至此变成了现实。

  当一列列火车上的犹太人正被押送至奥斯维辛集中营时，身处梵蒂冈的天主教皇则对此视而不见。每日清晨，他如往常一样地向耶和华祈祷，以求降福于欧洲各地的人们。

  天主教在欧洲大陆有着密集地信息情报网络，这来自上至各国政府高官、下至城乡工人农民等等庞大信徒们提供的翔实信息。

  人们曾特别期盼教皇能利用自身强大的宗教影响力来影响德国人，以阻止迫害扩散。

  但整个二战期间，教皇只是带领欧洲的天主教徒们选择向神礼拜，不触碰犹太人大屠杀这问题。

  犹太人大屠杀不是突然爆发的历史意外，其实早在欧洲人的日常生活里就埋下了犯罪之种，即那些各种各样的仇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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